史料记载：*帝和炎帝战胜蚩尤，大获全胜，铸过三鼎；大禹治水，得了九州，铸了九鼎。古史所言，*帝、大禹所铸之鼎，都是青铜之器；现代史家考证研究之后，也大都认为，*帝与禹所铸之鼎，当为青铜之器。
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，征服了西方世界——晚商那锈迹斑斑的青铜，以其举世罕见的光华，聚集了文明世界的目光。整个世界的目光，几乎都聚焦在司母戊大方鼎上。但司母戊大方鼎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换言之，那灿烂的殷墟文化，是从哪儿奔涌而来的呢？
是郑州商城，是杜岭方鼎。
杜岭方鼎不只是早商的一件青铜重器，更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人类的青铜时代，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文明纪念碑——杜岭方鼎是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、体量最大、铸造最为完美、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。
在挤掉登封阳城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小鼎与收集而来的青铜爵，乃至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后，杜岭方鼎挺进河南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九大镇院之宝的行列，成为中国青铜时代前半期（夏与早商、中商）古物序列中唯一一件入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的神器。
年7月4日，郭沫若先生专程到河南，考察了郑州商城遗址。当他看完考古工地后，非常震撼，随即题诗：“郑州又是一殷墟，疑本中丁之所都。地下古城深且厚，墓中遗物富有殊……”但郭老的这种“疑似”，毕竟只是“科学猜想”，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认知——尽管他猜测“郑州商城”可能是商王中丁所迁的都城，但却拿不出什么“*金白银”作为证据。
“郑州商城”、“郑州商城”，如此这般叫了二三十年，甚至都约定俗成了，但考古工作就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——尽管自年郭沫若先生猜测“郑州商城”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，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“郑州商城”作为王都的证据。
但直到年，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“郑州商城”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百姓要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，为这事儿，多少部队、多少百姓在挖地道，恐怕难以胜计。年9月的一天，下着小雨，气温骤降，但老百姓在杜岭街、张寨南街挖地道的热情却一点儿也不敢降下来。
突然，一位工友在隧道的右前方挖掘到一种坚硬的金属器物。“这儿有东西！”那位工友惊恐地大喊一声。“是炸弹吗？”这一问，把洞中气氛搞得立马紧张起来！
“不是！不是！”几位大胆的工友用铁锹清去周围的泥土，两只锈迹斑斑的“大香炉”很快露出“原形”。
这两尊青铜方鼎，大的被命名为“杜岭一号”，通高厘米，口径62.5厘米×61厘米（基本是正方形），重86.4公斤；小的被命名为“杜岭二号”，通高87厘米，口径61厘米×61厘米（标准正方形），重64.25公斤。“杜岭一号”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；“杜岭二号”被河南博物院收藏。
就一眼，直刺心底——郑州，确实是一座王者之都了！
一米来高、多年前的两尊青铜方鼎。这，绝对不是一般人，也不是一般贵族能够使用的，只能属于商代王室的重器！何况不是一个，而是成双成对！就是之后，成双成对出现的，一般王室使用的也比较多。即使是一个大鼎，也必然与商王室祭祀有关，何况两个大鼎非常有序地安放在一起！
杜岭方鼎——让郑州挺进“中国八大古都”的重要力量
而杜岭方鼎于地下沉睡多年后重见天日，不期而遇地与当代考古学家乃至科学家的相见，才让郑州商城遗址逐渐由混沌走向清晰，对它的认知，也因此而一步步升级换代：
郑州商城，一座商代早期的普通城市遗址。
郑州商城，“疑似”中丁之都，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。
郑州商城，中丁之都，一座商代早期的王者之都，中丁迁都于此。
郑州商城，商汤亳都，一座商王朝开国之君成汤营建的国都。
郑州商城，一座年前营建的当时世界规模最大、最繁华的城市，商王朝的心脏与王都。
有了郑州商城的存在，因“断代”而看似年轻的郑州，一跃而成为“中国八大古都”之一，挺进中国大古都俱乐部。
这一系列“嬗变”，都是从杜岭方鼎的被发现开始的；或者说，是杜岭方鼎，挺直了中国学者认知“郑州商城”的腰杆！
“郑州商城”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、年代最早的一座王都。它布局严整，气魄宏伟，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，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。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礼器，其数量之多、形制之大、铸造花纹之精致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所有这些，都标志着在郑州商城时期，中国古代文明已经进入初现辉煌的时期。
享誉世界的商文明，就在这里起步。它的发现，不仅为安阳殷墟找到了文明的源头，而且为寻找早商文化和夏文化提供了依据，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探索中，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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